天路探古

发布时间:2019-04-24 来源: 作者:

  人们将青藏铁路称为“天路”,意思是它犹如一条高原彩虹,可以通向幸福天堂。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我有幸参加了青藏铁路西藏段沿线的考古调查,亲历了一段难忘的历程。

  2003年4月底,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紧急征调国内专业考古人员参加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承担这次考古任务的两支队伍,一支由四川大学4名师生组成,两个研究生张长虹、尹俊霞都来自河南,虽是女孩子,却素以吃苦耐劳著称,我和李永宪长期从事西藏考古,具有丰富的高原野外考古经验;另一支由陕西省考古所张建林带队,全是小伙子。张建林1984年起参加西藏文物普查队,是西藏考古的领军人物之一。

  30日,我们先后到达拉萨。5月10日,风雪交加,路面积满冰雪,考古队分乘5辆越野车驶向藏北重镇那曲。

  在唐古拉山发现细石器

  5月13日,考古队经安多、雁石坪一线抵达青藏铁路西藏段与青海段交界处的唐古拉山脉开心岭地段,这里是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交汇处的“三江之源”,海拔高度上升到4700米。

  全队从青海境内的格尔木唐古拉山乡开始,分成4个小组沿着预定的铁路线两侧路基分散行动,采取步行调查的方式开始向西藏境内段推进。14日下午,进入安多县多玛区玛曲乡,这里是青藏铁路西藏段的起始点,设计的铁路线与青藏公路基本平行。

  高原上一到下午便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人站立不稳,步履艰难,常常还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冰雹、暴雨的袭击。队员们身上背着十多斤重的照相机、摄像机、各种调查工具和干粮、水壶,一面要顶着风沙一步一步向前顽强迈进,一面还要随时观察地表、河流两岸阶地自然环境的变化,用肉眼观察寻找古人们可能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这种方式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大海捞针。

  下午4点多钟,一天的辛劳看来又要泡汤,队员们开始变得有些急躁和气馁。我和李永宪招呼大家集合,认真分析地形和河流的变化。李永宪是国内非常杰出的史前考古专家,他抹了一把脸上的尘土和汗水,蹲在地上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布曲河河谷的转折地带,这里的水流比较平缓,形成了不少二级台地,既便于取水,又能够避风,这些台地上往往可能会留下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大家不要灰心。”他还开了一句玩笑:“要相信面包总会有的!”我也乘机鼓动:“谁今天先找到石器,我请他今晚喝啤酒!”大家哈哈一笑,心情轻松了许多,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搜寻。

  不知不觉中,接近了布曲河大桥东岸,这里正是李永宪说的那种河流二级台地,台地高出布曲河河面约5~6米,距离正在建设中的布曲河铁路大桥100多米,地表上生长着低矮的高原耐寒草灌类植物,覆盖着一层被风沙卷来的细细的泥沙。我耐着性子,摒住呼吸,几乎贴在地表以每一个平方厘米为单位,用眼睛一遍遍观察搜寻着。忽然间,在一个高起的土丘边上发现了一件颜色特别的石块,虽然它只在地表露出个尾巴,直觉告诉我:“有戏!”——根据过去多年在西藏高原考古调查的经验,凡是这种颜色特殊的石料,往往都有可能成为古人加工石器的最好材料。我细心地蹲下,一层层分开泥土将它轻轻用手铲剔出,一件非常典型的人工加工成的半圆锥形细石核出露在眼前,我手举这枚石器激动地向四周的队员们大声呼喊:“轮到你们请我喝啤酒了,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

  队员们围拢来,从我手中接过这件紫红色髓石剥制成的细石核,兴奋得高喊:“哇!这里肯定还有石器!”并分散搜寻,不到两小时,从这块面积约100米×300米的台地上发现了几十件有明显人工剥制痕迹的细石器,包括人工剥片后形成的细石核、剥下来的细石叶以及刮削器、钻锥器等。这些石器用五颜六色、质地坚硬的水晶、髓石类石料人工剥制而成,有的小到不足一厘米,若非趴在地上细心观察很难发现。

  按照考古学操作规程,队员们将这个地点命名为“布曲河大桥东岸石器地点”,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作了永久性定位和考古记录与测绘,这是自踏上青藏高原之后全队首战告捷。这个发现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各个小队分别在铁路沿线不同地点发现了一大批史前石器遗存,有的还有明确的出土地层。

  根据这些工具的制作工艺和功能,可以推测出当年这里曾经是游牧人群迁徙活动的地点,他们用这些从坚硬的石料上剥制下来的石片装在用动物骨头做成的“骨刀梗”上,切割兽肉,钻骨取髓,适应着高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以追逐水草流动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族群的生存与繁衍。过去在我国华北地区的史前游牧民族区域内也曾经发现过与之类似的细石器遗存,而这次在海拔4700多米的唐古拉山脉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存,证明早在史前时期这里不是传说中人类生存的禁区,这一带的史前人类和中原地区的古老先民们一样,早已不畏艰难地在高海拔地区开始适应自然环境,艰苦地开拓着这片土地。

  神山脚下的神秘石坛

  5月22日下午,调查工作在青藏铁路妥如车站一带展开。随行的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德吉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妥如车站附近一个叫做“罗马”的地方,那里望得见藏北著名神山桑丹康桑,地面有一些石堆,牧民们祖祖辈辈说不清这是些什么石堆,只从老人们那里传下话来:这里是神灵所在,决不能轻易触动,否则会带来不祥之灾。我们立刻驱车前往探查。

  堆有石堆的小地名叫“察秀塘”,西距正在建设中的妥如车站北半部约100米。我们测定出其中心部位坐标为N31o12.882′;E091o40.882′,海拔4589米,地处母格曲河东岸平坦的开阔地上,西距母格曲河约220米,河流西侧紧靠一座名叫博嘎玛尼的小山,东面400米以外为连绵起伏的低矮丘陵,南面可遥望6590米的桑丹康桑雪山。

  从地表上可以观察到四座用石片、石块堆置的石构遗迹,高出地面约0.1~0.3米。其中有三座石堆在地表暴露出的部分平面形状略呈长方形,另一座略呈梯形;一座分布在这片石堆最东端,另三座较为集中,呈“品”字形。整个区域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3.6米,占地面积约250平方米。

  6月11-17日,张建林带队,对石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经过层层发掘清理,地下秘密逐渐暴露出来:揭开石板后第一层是厚约0.10~0.15米的表土层,黑褐色的沙土,土质较松散,夹杂有较多卵石及大量草本植物根系,推测为风尘沙土及雨水自然淤积形成;第二层厚约0.20~0.25米,灰褐色沙土,含沙量大,土质松散,夹杂有卵石及草本植物根系,推测此层为河流冲积而成。第三层是黄色沙砾层,在地质学上为一种河相沉积,也是原始的地层。

  编号为一号的石堆首先被发掘解剖,它是一座由青灰色页岩石片和少量花岗岩砾石块摆砌而成的石堆,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南北长2.5米,北端宽2.18米,南端略窄,宽1.96米。调查时只有顶层的石片暴露在地表,发掘清理后发现北端还有一排石片略低,与主体石堆形成阶梯状。垒砌石堆所用的石片、石块大小薄厚不等,多数为水平叠砌,最厚处层层叠砌有5层石片,南侧中间和西侧南部还有个别石片是竖立放置的。石堆外轮廓总体上较平齐,可以肯定是人工有意识堆砌成的。

  随着最后一层石板被揭开,眼前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惊喜万分:在石堆中间的石片下面出现了一个圆坑,直径0.79~0.83米,从石片堆顶部向下的深度为0.39米,坑底中间放置着一件单耳带流陶罐,陶罐上盖着石片,周围以11块大小不等的卵石环绕堆簇。张建林小心翼翼地揭去陶罐上面盖着的石片,陶罐里面装着满满的黑灰色细砂土,他细心地将陶罐中的砂土清理干净,从当中清理出一批古物,其中包括红色圆玛瑙珠1件、透明圆水晶珠1件、棕色圆料珠1件、兰色瓜棱状料珠1件、细柱状的白色珊瑚2件、三角形六弧边鎏金铜泡1件、椭圆形铁片箍1件、四弧形铁条箍1件、残铜片2件。

  更为奇妙的是,当第二层石片揭去之后,在石堆下面还发现有摆放成近似圆形的16件(组)动物头骨、肩胛骨、肢骨以及1件人头骨。这些骨骼间距不等,头骨朝向不一,但似乎都有一定的规律,一件位于西北侧的人头骨和东南侧一件上面墨书有藏文牛头骨相对,均朝向中央的陶罐;南侧东西两件马头骨均朝外,东侧的正面放置、西侧的反面放置;北侧是一堆染了红色的家马或野驴肢骨关节残段。动物头骨经种属鉴定和最小个体数统计,计有家马2、藏野驴2、家牦牛8、山羊1、马麝2、犬4、喜马拉雅旱獭2,其中以家牦牛数量为多。人头骨和家马、藏野驴、家牦牛头骨均无下颌骨,显系皮肉腐烂,形成骷髅后埋入的。其它几座石堆发掘清理后的情况和一号石堆大体上相同。

  野外工作结束后,张建林将这些出土资料带回内地,请来各方面专家鉴定,有了一些初步的解答。从出土陶罐的式样和里面所装盛物品的年代上推测,这处遗址的年代可能是在吐蕃晚期(9~11世纪)。动物头骨上书写的藏文是一种古老的藏文,分别有草书(藏文称为“乌孜体”)和楷书(藏文称为“乌金体”)两种字体,内容一时还难以全部辨识,但古藏文专家已经识别出“镇压”这样一些特殊的词语。

  为了镇压禳解由各种各样的恶鬼所引来的伤害,西藏古代曾经采用过一种被认为是降服恶鬼最有效的办法,具体的作法是在特殊的场所“掩埋或安置装满写有魔咒的人或兽的头盖骨”。这些头盖骨和咒语的种类、头盖骨掩埋场地的选择,要根据所降伏恶鬼的不同而变化。这处遗址当中出土各种各样的动物骨骼,许多动物的头盖骨上书写有“镇压”字样的魔咒,这些都合符这种古老仪式的特点。所以,我初步推测这些石堆很可能是西藏首次发现的一处原始巫术场所,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遗物和遗迹,反映出施行这种巫术时的复杂过程。

  拉萨站的吐蕃大墓

  柳梧村的柳梧村,是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火车站,也是我们考古调查的最后一站。

  柳梧早在吐蕃时期便已相当著名,村边上至今留存吐蕃古寺——噶炯寺遗址,那里柳树成荫,很有些古风。村子里一片静谧,田野上的庄稼地里隐约可见几个正在劳作的身影,几乎看不出大兵团施工的动静。

  按照青藏铁路的规划设计方案,拉萨车站的建设规模将近占地1000亩,车站建成后,柳梧将成为距拉萨市中心18公里的城镇,城建方案据说已经完成,那时拉萨河两岸将有数座铁路和公路大桥将它们连成一片。

  2003年6月2日,考古队的一支开始对这个建设中的车站进行考古调查,就在当天,考古队员们便在柳梧隧道西侧,发现了一处名叫“拉觉”的墓地,青藏铁路和拉萨车站恰好从这片墓地当中穿过,柳梧隧道的西口与墓地遥相对望,而最近的一座墓葬距离铁路路基仅有10米之遥。

  墓地中的方形墓多年前已被盗掘,封土顶部均残存有盗掘后残存的巨大盗坑,封土也多被夷平。圆形墓封土形态虽相对保存较为完整,但在大多墓葬的封土顶部也可见到下凹的大坑,可能也多被盗掘。可以佐证这一判断的,是队员们在墓地地表采集到大量残陶片,多为红色或红褐色的夹砂陶,从特征上观察,似乎与吐蕃时期的陶器十分近似。此外,还采集到大量打制石器和一件磨制石器,其中打制石器的制作工艺据初步观察,与同处于拉萨河谷的曲贡史前时期石器相似。

  各种因素综合分析,我们确认,拉萨柳梧车站施工范围内发现了一处古老的墓地,抢救发掘刻不容缓。

  6月8日,我和李永宪率队正式进入发掘现场。根据墓葬的保存情况,我们决定选择墓丘封土外观相对保存较好的一批圆形墓和方形墓进行试掘。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从参加发掘的藏族民工口中打听到,墓地所在的“拉觉”,意思是“山湾的折角处”,细细看来墓地的北、东、南三面靠山,也的确处在山湾的折角处,我们便选了一处可以避风的草滩做发掘营地。

  高原烈日下的发掘工作十分艰苦,发掘的进展却令人振奋。6月10日,在编号为M18的一座圆形墓中出土了3件陶器。

  6月13日下午,我正在墓地观察其它墓葬的发掘情况,这时,负责对编号为M6这座方形墓葬发掘的藏族学者夏格旺堆忽然兴奋地用对讲机呼叫我:“霍老师!我这座墓里出人骨了!”当我来到这座墓葬跟前时,夏格旺堆已经清理出人骨的大致轮廓:这具人骨出土的位置在墓室东部的石砌边框外侧,人骨出土时呈严重扭曲状,头面朝下,两大腿骨朝上扭折,其下叠压着尺骨、桡骨以及盆骨、椎骨,但奇怪的是始终没有发现其四肢的掌骨及肋骨等骨骼,由此推测其可能系二次葬入的人骨。经初步观察,死者骨骼粗壮,头骨矢状线闭合程度高,牙齿的齿冠亦高度磨损,由此可推知死者可能系一中老年男性。夏格旺堆他们接下来的发掘进展又显示出,在死者的左侧桡骨下方,叠压着两件小件青铜器,一件为不甚规则的铜片,一件系铜条弯曲成的铜环,因锈蚀过甚,其用途已难以推测。根据人骨出土位置等情况综合分析,我们初步判断死者的身份低微,有可能系筑墓时杀祭的人牲或人殉。

  根据M6的发掘情况,我们及时调整了力量布署,加快了发掘节奏。不久,这座墓葬的总体形制日渐清晰起来。M6原本就是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方形墓,调查时只是在地表上发现有砌石边框的痕迹,并可观察到墓葬中央有巨大的向下凹陷的土坑,破坏程度相当严重。当时,连我也没有料到,埋藏地下的,竟然会是一座南北长达16.5米,东西宽达12.3米的巨大“地下迷宫”!

  当发掘至地表下约30至50厘米处时,开始暴露出清晰的砌石墓框。墓框形制为一不甚规则的方形,用经过简单修整的石块砌建。后来,当清除掉覆盖在石砌墓框内数百立方米的淤沙和泥土之后,整个墓室的结构完整地被揭露出来:在墓框内以石砌墙体将其分割为A、B、C、D等石室。其中,A室的四壁保存最为完好,石墙最高处约1.37米,形状略呈方形,长5.4米,宽5.1米,其东面开设有一宽度为1米的门道,与D室相通。这是一种典型的采用多重石墙构筑成网格状的多室格局的大型墓葬。藏文文献典籍中曾记述吐蕃王室或贵族的墓葬当中,有用石墙筑成“九宫格”式的网状墓室结构的情形,但由于吐蕃考古的历史上还从未发掘过吐蕃王室或贵族的墓葬,所以无法用考古材料和文献进行比较。M6所反映出的墓葬结构,与文献记载极其相似。

  随着对M6发掘的不断深入,地下出土越来越丰富多彩。墓葬中的各类器物,种类有陶器、石器、料珠、青铜器等,其中陶器为其大宗。据初步观察,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陶,陶色以褐色、黄褐色为主,有的表面施有黑褐色的陶衣。陶器表面多为素面,少数陶片上施有刻划纹、乳丁纹、戳印纹等。陶器器形主要有罐、钵、盆等,尤其以各类陶罐为其大宗。陶器的耳、流较发达。其中还发现有少量的平底器。出土的青铜器均系小件器物,其种类有铜片及铜环,均出土于M6墓室外东面的殉人骨骼下方。此外,在M18中,还出土有一件料珠,珠体呈六棱形,天青色,当中有一个圆形的小孔,可供穿系之用,珠体表面磨制光滑。从时代特征上看,大体上可以定在吐蕃时期。

  联系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丧葬风俗和埋葬制度,我们对这些出土遗物都不难给予合理的解释。但是,墓葬出土的某些遗迹现象却也给我们出了一些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比如,6号大墓的C室可能为墓葬主室,在墓室的正中用石板砌建有一座方形的棺室,棺室头部一侧放置有一件有使用痕迹的大石臼,但在其底部凿有一小孔。对它埋入墓葬当中的用意,大家都感到十分费解。从石臼的形制和使用的痕迹来看,它本来应该是西藏高原古代先民用来加工粮食的一种“磨谷器”,以往在拉萨曲贡、昌果沟等史前时代的遗址中曾有过出土。这次却发现在墓葬当中,不知其用意何在。有队员推测其有可能是专为死者葬入的“冥器”,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有粮可食,不致受饥挨饿。此外,从这座墓葬的其它部位还发掘出土大大小小的石臼、石磨盘总共8件,包括石磨盘2件,其中有两件残破的石臼是被砌建在墓框的墙基当中,这种奇特的埋藏习俗的真实含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

  拉萨河谷是藏族古代先民生存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以往在河谷所发现的古代墓葬中,曾有过澎波农场墓地、辛多山嘴墓地、曲贡村墓地等多处墓葬。无一例外的,这些墓葬都是小型的石丘墓或石室墓。而这次发掘出土的M6,是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现的大型封土石室墓。面对着这座巨大的地下宫殿,考古队员们喜悦地将它称为“拉萨河谷第一吐蕃大墓”,而它恰恰又坐落在青藏铁路的终点站,为我们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